孔杰荣:改革开放初期中外法律交流亲历记

  • 时间:
  • 浏览:1

   1979-1981年是中国法治的历史性时刻,当时正值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一步步创建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法律制度。若要全面记录你后后 令人兴奋的时代,势必前要一部鸿篇巨著。在此,我我应该 提供5个 简短的回忆录,就我个人有幸参与你后后 令人兴奋的历史时刻的切实经历,与亲们分享。

一、交流的开端:“破冰”之旅

   我老要在积极寻求参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契机。孔子曰,“三十而立”,三十岁的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年轻的法学教授,决定投入中国法的研究。1950年8月15日上午9点钟整,我第一次开始了了学习中文。没多久我便有了住在中国,从而变快地学数学 中文的打算。但当时中美两国政府对两国人民的互访添设了重重障碍,更不须准许我住到中国学习中文。不过,我仍然提笔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希望亲们可不前要破例邀请我到北京。但不出所料,我的多番尝试都越来越 成功。直到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在北京展开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后,我到中国学习的计划才老要老要出现转机。“破冰之旅”5个 月后,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我和我夫人、中国艺术学者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以及几名美国专家,在中国进行了为期5个 月的访问。

   这对我而言是5个 重大的突破,此行最大的亮点是我与周恩来总理的交流,晚餐时我与总理相邻而坐,足足进行了5个小时的对话。遗憾的是,除了5个 上午跟生国国际贸易有益于委员会(贸促会)法律事务部的三名成员讨论外贸合同纠纷外,此行我却越来越 任何可能去了解当时中国的法律。可能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了,对于5个 外国人竟然会我应该 研究中国的法律制度,周恩来总理(可不前要理解地)似乎感到很糙困惑,他还暗示我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当时中国的法律制度要更充裕!当然,我第一次访问时越来越 遇到任何律师或法律教授,可能法律职业群体自15年前的“反右派”运动后就停止运作,还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使得法学教育陷入停顿,甚至于司法部也遭到归还!

   在20世纪70年代,我又多次访问中国。1977-1978年间,我担任刚接任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议员的顾问,亲们与邓小平总理进行了一段长达90分钟的谈话,令人难忘,当时邓在1976年文革开始了后逐渐恢复其权力。然而,你后后 访问相对短暂、零星,为何让可不前要理解的,交流的重点不须在于讨论当时还十分贫乏的中国法律发展,而着重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障碍。

   不久后中国形势居于了极大变化,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达到高潮。我当时正访问香港,我还记得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共产党决定重新建立5个 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取代“阶级斗争”的政策,对此我十分兴奋。接着,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老要间,我接到什么都邀约。在1979年冬春之际,我到中国进行短期访问,此时中国政府机构改弦易辙,对外表达出亟欲与西妙招 律专家和法学院合作者者 的意愿。中国财政部、外交部、北京市跟生国贸促会都邀请我到北京讲课、商谈交流项目。当时我已在哈佛法学院教书15年,而幸运的是,我已提前做好了利用一学期的学术休假,到香港居住三天的计划。这使我我应该 接受中国的你后后 访问邀约。原来的与中国充分交流的可能,我一等便是二十年,但我仍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藉此难得的可能,我不仅开始了了了解中国逐步颁布立法,以及恢复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的计划,我还被邀请一同协助你后后 极具意义的过程。累似 ,可能财政部当时面临巨大的政府压力,前要尽快创造5个 税收制度,使急切的外国投资者有法可依,中国国家税务局便同意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国际税务项目合作者者 ,在大连举办5个 为期四周的夏季培训,共召集了125名中国税务官员和老师们参加。而你后后 项目安排非常紧凑,每周上课6天,每天8小时,目的在于及早协助中国拟定当时不可或缺的法律。

   同样地,中国贸促会被指派前要尽快协助立法者出台中国第一部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贸促会便请我在北京组织为期一周的讲座,由美国国际律师介绍外国公司希望中国创建的各种投资政策和妙招 ,你后后 项目否有大批中国经济事务官员和学者参与。如同亲们的税务培训项目,原来的交流变快体现在了中国的相关立法中,促成了第一批中外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1979年7月1日,中国颁布了七项法律,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间隔多年后首度出台的一批法律,其中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此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7月1日恰巧是我的生日,我对此感到十分开心!可惜,第五六天《纽约时报》的封面报道错误地宣称我是中国新的投资法的起草者。记者不须了解我什么都安排关于合资企业国际经验的培训,竟误以为我起草了整部国家法律!

   你后后 令人兴奋的活动使我对中国法的研究兴趣倍增!但可可不前要住在中国,我前要老要从香港往返内地,而你后后 来来去去的旅程也颇为不便。这对我的学习、教学和友谊也都平添了阻碍,我我应该 感到相当懊丧。我我应该 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愿望,在当时仍难以实现。所有渴望与我合作者者 的中国政府机构只我应该 承诺短期、零星的合作者者 。当我探询否有可不前要进行更多合作者者 的可能时,亲们变得非常谨慎。当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刚开始了了,没其他同学知道这政策可不前要持续多久。1979年前一天 ,中国政府政策像钟摆一样左右摆动。中央政府官员受过去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越来越 一位我应该 冒险邀请一位外国法学教授来华居住,很糙是来自世界领先的资产阶级国家。

   幸运的是,我在哈佛的中文教师很同情我的经历,表示我应该 帮助我,并向我介绍了一位亲们名叫肖秧,肖秧是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的负责人,当时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前一天 由北京市政府经济委员会成立,作为与外国公司做生意的机构。肖秧是四川人,非常聪明和友善,曾在东德莱比锡学习工程。他不畏创新,渴望成为新一代中国经济的改革者之一。他意识到法律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对老要进行外国商务谈判的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和后后 部门官员进行专业培训。于是,亲们变快达成了“双赢”的合作者者 协议,我得以藉此可能到中国长期居住。

二、官方层面的法律交流:官员培训

   我同意从哈佛大学休假一年,为了能整年在北京为50名北京政府官员提供每周9小时的课程,介绍国际商法和争端处理。我培训的官员年龄大多在25至50岁之间,也都可能开始了了处理对外的商业合同,包括销售、采购、技术授权、合资企业,外国全资子公司和后后 类型的交易。你后后 被选着出来的中国官员不可不并能从工作中抽空来上课,也很少其他同学会说英文,什么都我前要使用中文教学。这对我和亲们来说是双重的挑战。确实我当时担任著名的国际律所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Coudert Brothers)的顾问,但我和我在高特两名非常能干的同事——倪有文(Owen Nee)和欧伦斯(Stephen Orlins)——从来越来越 用中文教过法律课程的经验。此外,当时中国的系列法规才刚开始了了陆续颁布,要把亲们熟悉的英文法律词汇翻译成对应的中文不须容易,亲们当时不得不绞尽脑汁、别出心裁。直到中国的相关法规出台后,亲们才终于并能选着一套标准的中文法律术语。

   当然,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确实在1949年内战战败逃往台湾前一天 ,在大陆可能发展出一套完善的中英商法词汇,但不须所有的用语都被保存了下来。新的法律制度在1950年代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加之在1979年前一天 ,中国跟非共产国家进行的商业交易非常有限。累似 ,中国前一天 使用的“契约”一词,在1949年后就不不了,取而代之的是“合同”。此外,亲们什么都能期待中国国内的译者可不前要提供几只协助。当然,当时否有后后 中国法学教授,尤其是在1949年前受过教育(多半在国外留学)的资深教授,是非常博学的双语专家。在1979年,中国才前一天 开始了了恢复正式的法律教育,确实亲们可不前要培训官员,但政府还不允许亲们和法学教授接触。可能当时亲们可不前要请你后后 法律学者帮忙话语,亲们应该会很乐意协助。什么都,亲们不得不请一位翻译帮忙,确实他是不错的翻译,为何让并越来越 任何法律训练,什么都具备英文法律术语的知识。在亲们的讲座中,他坐在亲们身边,与作为亲们“学生”的后后 政府官员一同学习,不可不并能偶尔协助亲们澄清难以表达的简化法律概念。

   在此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后后 协助。北京大学出版社针对我的建议和北京市的要求,太快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合同和相关主题的英文书。这本书是后后 美国商学院使用的教科书,我认为很适合用来为零基础学生解释法律。另外,亲们也用后后 实务上使用的中文合同作为补充教材,在课堂中逐条讨论其中的条款。

   我和同事倪有文、欧伦斯许久后才知道,亲们教学的笔记确实可能跨出了市政府分配给亲们的居于北京玻璃厂的临时教室,有的甚至在后后 高级经济官员间流传,你后后 官员后后 谁能告诉我,亲们老要研究你后后 笔记,以便更深入了解商业法律。可能亲们1979至1950年的培训相当成功,后后 北京市要求亲们再花一年时间培训第二批官员。为了完成第二批培训,我只好设法说服哈佛大学法学院延长我的学术休假,我我应该 就要在中国再待一年。

   当时,可能中国经济官员老要前要与希望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及外国政府打交道,什么都毫不夸张地说,亲们对法律求学若渴。我还清楚记得,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上海工厂与一位活泼幽默的员工交谈,他想去哈佛大学读书,我问他为你后后 越来越 有抱负想学法律。你说你后后 :“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法律和合同部门工作,现在亲们每天前要与世界汽车工业的巨头谈判,尤其是大众汽车公司。为何让,对于在法律和合同部门的亲们而言不可不并能5个 间题”。你说你后后 :“亲们对于法律或合同后后 什么都懂!”

   当然,后后 聪明和急切的中国官员学习法律的妙招 ,正是投入实际的商业谈判,边干边学。我也曾有原来的体验,除了教学之外,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参与打算投资中国的外国公司和各行业的中国国有企业之间的谈判。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和我之间的合作者者 有益于你后后 过程。一方面,我和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两名同事对北京官员的教学不须收费,所需费用也由亲们个人负担。个人面,作为回报,北京市政府安排亲们在北京饭店长期居住,为亲们提供5个 两室套房,由亲们个人支付费用。在那段时间,北京最困难的职务之一什么都北京饭店的总经理,可能在当时的外国游客和亲们的中国东道主眼中,北京饭店是北京当时最好的饭店,每个外国代表团都想住在那里。此外,1979年的北京匮乏现代办公楼,为何让大批在华设立代表处的外国公司都想利用北京饭店设点开拓商务,甚至有后后 联合国官员和外国使节官员都希望住在那里。为何让,北京饭店的房间奇货可居。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分配给亲们5个 套房,让亲们可不前要置身于城市日益活跃的国际生活中心。我和我的夫人住5个 套房,欧伦斯和他的新婚妻子住原来套房,第5个 套房就作为亲们办公室之用,偶尔倪有文律师从香港过来时也住这边。亲们的生活开销则由亲们代理的外国客户负担,不管是生活或工作,否有十分舒适。

三、实践层面的法律交流:商业谈判

1979至1981年期间,我参与谈判时完全不见任何中国律师的身影。而当时,中国也依然越来越 律师执业许可制度,可能1957-58年间“反右派”斗争而被归还的律师制度尚未正式恢复。即使在1982年1月1日,中国律师制度重建后,又过了后后 年,中国的律师才开始了了老要性地参加到商业谈判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律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763.html 文章来源:FT中文网